十二月，燕王朱棣在北平重整队伍，率北军再度南征，进驻山东临清、馆陶、大名、汶上、济宁一带。盛庸则针锋相对，率南军于东昌（聊城）一带布署防线，双方有攻有防，进入了漫长的对峙阶段。
与此同时，除了正面战场，双方也展开了一系列的间谍战、情报战以及外交战。飞龙秘谍在京城的活动越来越频繁，不断为燕王造势，燕王也公开派使者上书朝廷，重申只要朝廷诛除方孝孺、黄子澄、齐泰等一众奸佞首恶，燕王就放弃南征，返回北平，仍然遵奉皇帝令谕，以此为自己南征之举正名，一口咬死了他是在“靖难”。
朱允炆当然严辞拒绝，同时秣马厉兵，准备彻底歼灭燕王势力。南军现在最缺的就是战马，蒙古草原上倒是有的是马，可北元朝廷现在虽已分裂成了两个国家，即鞑靼和瓦刺，但是这两个国家与大明朝廷都处于敌对状态，不可能把战马售卖于大明，大明就把主意打到了朝鲜。
朝鲜的耽罗岛（济州岛）原本是元朝政府的牧场，并有专门官员在此管理，元朝逃回草原后，朝鲜赶紧向大明请求接管此岛。像双屿岛那类的地方，因为孤悬于海外，不利于对百姓的统治都被朱元璋主动放弃，把百姓迁回了陆地，他还真没把耽罗岛放在眼里，便一口答应了，不过从此在朝鲜国的岁贡里面，就包括了五十匹战马。
这五十匹战马是岁贡，除此之外，朱元璋还经常向朝鲜征购马匹，交付辽东都司使用。朝鲜不过是个山地岛国，其实并不适宜养马，一开始它还供给得起，可是在大明征召了数万匹马之后，朝鲜的好马都被征光了，剩下一些劣马，有的比驴子也大不了多少，弄得朝鲜的官员士大夫们也只能乘坐老病孱马。
这一次朱允炆派人出使朝鲜，要求从朝鲜购入战马，朝鲜国王李芳远一口答应，他实际上是篡位自立的，所以非常需要得到大明政府的承认以巩固他的统治，对大明朝廷的旨意自然奉行不逾，他不但立即下令于全国范围内征召马匹，还公开宣布，支持大明皇帝讨伐燕王的正义之战。
一番折腾，不管小马劣马统统都要，最后七拼八凑，也没凑够朱允炆需要的数目，无奈之下，已经夸了海口的李芳远咬咬牙，忍痛把耕牛也拿了出来充数。牛不能当坐骑，起码还能运辎重。朝鲜是个山地国家，牛马本来就少，这一下几乎被搜刮一空。
牛马没了，换来的是大明用以购马支付的绢、绸、布匹。堆积如山的绸缎布匹虽然漂亮却不能当饭吃，反而激起了朝鲜一些官商追求奢华和利益的风气，弄得李芳远头痛不已，只好把这些丝绸布匹转卖给日本和琉球人。日本此时还没有得到大明正式展开朝贡贸易的允许，国内上流社会想买奢侈品只能通过走私，如今朝鲜主动提出贸易，日本国自然求之不得。
于是，就出现了大明这边打得欢实，反倒促进了朝鲜和日本之间的经济贸易的怪事。
罗克敌得到朱允炆授命之后，动用锦衣卫的力量，倒也抓到过一些发布传单、散布谣言的飞龙秘谍，可是这些人员只是最外层的小虾米，他们根本掌握不到飞龙秘谍的核心机密，锦衣卫的刑法再了得，对根本不知道机密的人也没有用武之地。
而夏浔这边，以李景隆为突破口，从反对削藩或同情燕王的官员中不断物色目标，进行拉拢、腐蚀、渗透，渐渐地，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严密和庞大的情报网络。
朝廷方面，现在的内部斗争也同前线战事一样，变得日趋严重，各种势力错综复杂。
削藩派如今分裂成了两个集团，一个集团是以方孝孺、黄子澄、齐泰为首的夫子派，一派以景清、卓敬、练子宁等人为首的少壮派。景清、卓敬、练子宁等削藩后起之秀同样坚定地忠诚于建文皇帝，但是他们对方孝孺、黄子澄这些人的无能同样深恶痛绝。
对外，他们主张严厉打击燕王朱棣，绝不妥协。对内，他们则希望把方黄之流无能之辈拉下马来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由这些无能之辈把持朝政，绝非国家之福，可惜的是，朱允炆最信任的仍然是方孝孺和黄子澄，他们的行动还不见什么成效，只是进一步削弱了方黄之流的影响力罢了。
就在削藩派内部争持不下的时候，原本薄弱到极点的另一个声音响起来了。这个声音的代表就是李景隆。李景隆也不知道是吃错了什么药，突然跳出来，大肆抨击方孝孺、黄子澄之流蛊惑圣意、离间皇亲，是酿成皇室内战的罪魁祸首，应该把他们绳之以法，与燕王议和。
原本，像茹常、郁新、高巍这些官员就是这种主张，但是他们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领袖，在朝堂上的声音非常微弱。李景隆的名声虽然臭不可闻，可是作为曾经有希望取代中山王府成为武臣之首的李字世家，却也拥有相当庞大的人脉和关系。附庸于曹国公府的这个利益集团，需要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，哪怕这个机会是投机、是铤而走险。
于是，在他们的坚定支持下，原本因为两番大败羞得大门都不敢出的李景隆冉冉升起，突然就由一个赳赳武夫变成了一颗政坛新星，
每日朝堂议事，他再也不称病不出了，曹国公大人上朝比谁都积极，只要逮着机会，他就在朝堂上夸夸其谈地向别人兜售他的“燕王不可战胜，削藩误国误民，应该诛除奸佞，与燕王和解”的理论，那股子狂热劲儿，与鼓吹“三日亡国论”的汪精卫有得一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