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瑛做事如风雨雷霆，事关辅国公杨旭，这是太子派的中流砥柱，他更是格外用心。
经过他缜密的调查，将发生在青州、蒲台两地的各种蹊跷事儿认真分析了一番，并且多次提审唯一的也是最关键的人证徐泽亨，他觉得证据虽然单薄，但是夏浔在这桩案子里边的确是疑窦重重，可以做做文章。
关键是，对这样的宠臣、权臣，若是别的案子，皇都可能睁一眼闭一眼，甚至出面和稀泥，然而事涉皇朝存续、事涉图谋不轨，那就不是任何一个皇帝能等闲视之的了。
尽管夏浔已经竭力置身事外，叫人拿不住他在场或者由他授意的证据来，除掉林羽七一事更是假手于锦衣卫南镇，叫纪纲吃了一个哑巴亏，可他要泯灭的不是一个人的痕迹，而是一个庞大的家族，甚至还涉及到了其他势力和组织，饶是手段再高明，哪能不露丝毫破绽？
陈瑛心中暗暗有了谱儿，他觉得这事儿，恐怕那辅国公杨旭是真的难逃干系，然则这么大的一个官儿，没有铁证，纵然疑点再多，也不可能就此拿人。这辅国公曾经被拘审过一次，那一次同样不是因为他牟私经商、收受贿赂，而是私通外藩，交结异国，这是属于反迹范畴，朱棣果然反应迅速，立即将他下狱，切断他与外面一切联系，随即进行调查。
可那件案子的结果呢？好几个三四品的大员人头落地，淇国公丘福贬谪北京行在，原本呼声最高的二皇子最终失去皇位，也未必就没有这个原因在里边。而这一次，比一次的罪名更严重，案子依旧属于谋反的性质，可皇帝却只是把夏浔安置在一座清静的寺庙里，暂时限制了自由，却没有入狱待查，显然是经由次之事以后，皇不再轻率相信他人的举告，因此陈瑛更是慎之又慎。
他给自己的定位是：“皇叫我查，我就全力以赴地查，务求拿到真凭实据，把夏浔拱倒。但这里边，我绝不能动什么手脚，今日之杨旭较之浙东案时，权柄更重，威望更高，不能捏造证据。任何证据，皇帝都可能亲自过问的。我不能把自己栽进去。如果拱不倒杨旭，那么，我就反过来对付原告，不管是纪纲完蛋还是杨旭倒霉，对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”
证人拘到京里了，从蒲台那边拘来的证人包括戏班班主王宸堂、那个一直无人知道名姓，大家都只唤婆婆的老太婆子，这时因为过堂问案，也终于知道了她的姓氏：裘氏，此外就是唐赛儿母女。彭家那边就多了些，除了彭庄主，还有他的几个在车马行、武馆、客栈等各行当充当掌柜的兄弟、堂兄弟。
这些人严格说来还不是罪犯，尤其那裘婆婆都年过八旬了，人过七十不动刑，就算真的确认有罪，也少有再作处罚或予以监押的，何况她现在还只是一个嫌犯，不过这时不能单独安置她，因此只是全都关在刑部的候审堂里，条件比牢里好些。
要想落实杨旭的罪名，陈瑛就得从被他拘回京来的大批人证中，再得到一些更有力的证据。然则提审嫌犯的时候，陈瑛却发现根本撬不开这些人的嘴。
此前夏浔的通知，已经抹杀了一切证据，所以他们有恃无恐，事先通过种种形式的提示和预演，也让他们有了充足的心理准备，他们很清楚如果招认是白莲教，只有死路一条，咬紧牙关还有一线生机。
而都察院一则不能动用锦衣卫那样令鬼神都恐惧的酷刑，二来这案子已经有太多人关注，他们也不敢妄动大刑，以免落个“屈打成招”的嫌疑。要查的人是一位国公，你对嫌犯、人证“屈打成招”，这事儿一旦不能定案，你就脱不了干系。
陈瑛现在是左右都可逢源，哪会一屁股坐稳在纪纲身边？由此，他只能利用自己办案多年养成的缜密思维，反复盘问辩驳，然则只要问到对方哑口无言，对方就真的无言了，除了大呼冤枉，旁的再也不提。陈瑛派人去提人时，已经把他们的家都翻了个底朝天，根本没有物证可拿，又动不得大刑，案子毫无进展。
有鉴于此，陈瑛留了一个心眼儿，没敢让徐泽亨和一干人证碰面对质，徐泽亨一介小县百姓，并不了解京里这些衙门的设置，他被锦衣卫押到京里，再从诏狱转到都察院，审来审去的，他一直以为自己仍在锦衣卫的控制之下，惮于锦衣卫的严刑不敢翻供，可若叫他与那些人见了面，察觉事情有了转机，再来个堂前翻供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
一向以办案了得而自诩的陈瑛终于碰了叫他头疼的案子。他从诸多蛛丝马迹，明明嗅出辅国公大有可疑，可是在经验丰富的潜龙秘谍暗中督促下，一应有力物证全都毁灭了。而人证呢，彭家那些人不消说了，你就是动大刑逼死他，也未必能吐露一言半语。裘老太婆都快成精了，啥也问不出来。至于那戏班子老板，知道的本就不多，而且他也是个白莲教徒，生死悬于一线，根本不可能吐实的，他做这戏班子掌柜久矣，长袖善舞，八面玲珑，对答更是滴水不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