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上到了明末，士绅大致上分为了传统型士绅和工商业士绅两种。传统型士绅，是以地租收入为主要收入，其余的譬如说放高利贷、开办钱庄、支持粮商、布商之类的，只能说是他们额外的收入。对于那些传统型士绅，他们代表的是已经开始逐渐落后于这个时代的地主阶级，要让大明进入资本主义，最终需要消灭地主阶级。消灭的办法有两种，一种是转型，另一种是像李自成那样，挥动屠刀砍杀，或者是没收田地财产来消灭地主阶级。
而李国栋对付地主阶级的办法就相对比较温柔，是采取了诱导转型的办法，使得地主阶级一步步的转变成真正的资产阶级，完成了大明从封建主义国家转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。
但是北方的士绅都已经投敌了，既然这些代表了落后制度的地主阶级投敌叛国，那就没有什么好客气的，挥动屠刀杀，派兵抄家，直截了当的把他们的财产充公，充实国库，同时也充实自己的腰包，对农田进行重新分配。
工商业士绅，就是不再以地租收入为主，而是以工商业收入为主，这一类型的士绅大部分都在江南，可以说已经算是资产阶级了。
至于盐商则是个例外，因为盐的专卖法律，所以说盐商一种官绅勾结，买办类型的工商业士绅，也属于工商业士绅的一种，但这种士绅完全依靠贿赂朝廷官员，获得盐引，取得专卖权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。
江南的东林党，已经由原本的传统型，以地租为主要收入的士绅，正在逐步完成向工商业士绅的方向转变，成为了一种民族资产阶级。
东林党大多数都是民族资产阶级，工商业收入，占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，虽然他们手中还有不少农田，可是这些农田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提供工商业原材料而服务，只有种植少量的粮食用来自用，抵消湖广粮食在江南提高价格，绝大多数的农田，都是用来生产桑叶、茶叶，给他们的手工业工场提供原材料。
正因为东林党的收入主要依靠工商业，所以他们才会极力反对朝廷加收商税，那不是要了他们的钱袋子吗？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反对加商税呼声最高的当然是东林党了。
广东和福建那边，其实也是工商业士绅的天下。但是大明对广东和福建的控制力非常差，万历当年往广东派遣税监，基本上是连广东的地盘都休想进去。事实上，广东的富庶一点不输给江南，广东有个濠镜，也就是澳门，广东是大明同西方殖民者连接的窗口，当地士绅依靠工商业赚得盆满钵满，却几乎不用给朝廷纳税。当然了，当地官员也是富得流油。
南宋为什么富有？就是因为南宋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商业税。
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，农业在经济方面的比例越来越低，工商业的比例会越来越高。早在宋元时期，华夏的历史就已经步入到了工商业收入高于农业收入的时代了，到了明朝就更不用说了，可是大明的皇帝受到文官蒙蔽，居然不懂得去收取商税。
当然也有明白的皇帝，譬如说万历和天启，万历派遣矿监和税监来收工商税，可是矿监税监制度受到了东林党强烈反弹，再加上那些矿监税监自身也是贪得无厌，收上来的大部分税收都被太监自己贪墨了。所以说万历的矿监和税监制度失败了。
天启的应对办法，则是关门放九千岁，让九千岁去收税，这又造成了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党争，这种办法事后被证明也是失败的，首先阉党的文官并不比东林党清廉，因为阉党的文官集团，其实也是属于士绅集团的成员，他们的贪墨一点不输给东林党，好容易收上来的税收，大部分都落在这些文官手里，再加上阉党核心自己贪墨一部分，真正到了天启手中的没多少。